小屯M5所出亚弜铜铙的钲面饰回字纹，鼓部无台面，也具有早期的特征。目前发现的数十件殷墟时期铜铙，或为回字纹铙，或为兽面纹铙，其鼓部多有台面，且从殷墟二期到殷墟四期，铜铙的台面尺寸有不断增大的趋势。亚弜铜铙没有台面，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形制特征，故其年代也可能早到殷墟文化第一期晚段。关于这两件亚弜铙，有学者认为它们同小屯M5所出其他三件无铭铜铙配置成五件一套的编铙组合[4]。其说不确。目前，商周贵族墓葬所出铜铙，多为三件一组，铜铙纹饰、铭文相同，大小相次，形成三件一套的编铙制度[5]。小屯M5虽然出土五件铜铙，但两件亚弜铙与其余三件无铭铙不仅铭文不同，器形风格也不相同，显然不能满足“编铙”的要求。故此，小屯M5所出亚弜铜器群，不应该把三件无铭铜铙算入其中。
2.刘家庄北地M793
刘家庄北地M793位于刘家庄北地同乐花园小区之内，共出土11件铜容器和数十件青铜兵器，其中17件铜器铸有铭文。除铜觚圈足内铭文不清外，还有14件“亚弜”铭文，1件“天弓”铭文，1件“册告”铭文[6]。这14件“亚弜”铭文器类分别是鼎2、爵2、方彝1、斗1、箕形器1、戈5、刀1、镦1（图二）。据刘家庄北地M793所出陶器判断，该墓的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二期，大体与小屯M5同时，这也是该墓所出亚弜铜器群的年代。也就是说，刘家庄北地M793所出亚弜铜器群的年代，要略晚于小屯M5所出亚弜铜器群的年代。
图二 刘家庄北地M793出土“亚弜”铭文铜器器型和铭文举例
3.刘家庄北地M44
刘家庄北地M44也位于刘家庄北地同乐花园小区之内，与M793相距不足150米，也出土了亚弜铭文青铜器。据发掘简报，刘家庄北地M44出土9件青铜容器，其中圆鼎有“亚弜”铭文，爵有“弜”铭（图三），其他铭文还包括“妥”铭1、“”铭1[7]。同一墓葬同时出现“亚弜”与“弜”，知“亚弜”铭文可以简称为“弜”。发掘简报认为，刘家庄北地M44的年代当为殷墟文化第二期，但铜器形制明显要早于墓葬的年代，应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中较早的一组铜器群。此说可从。单就亚弜青铜器而言，刘家庄北地M44所出亚弜青铜器，要略晚于小屯M5所出亚弜青铜器，而早于刘家庄北地M793所出亚弜青铜器。
图三 刘家庄北地M44出土“亚弜”铭文铜器器型和铭文
（二）传世的亚弜青铜器
据吴镇烽先生《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8]（下文简称《铭图》）一书，传世的亚弜青铜器有28件，包括七件鼎、两件簋、七件爵、两件角、三件觚、一件觯、一件斝、两件壶、两件刀、一件器型不明者，笔者将它们的器型、铭文制成了附表。
附表 传世亚弜族铜器群统计表
附表中诸铜器的年代，主要依据器型判断。没有器型的铜器，其年代则大体可据铭文字形来判断。据严志斌先生对商代“亚”字铭的研究，殷墟早期的“亚”字铭往往写作截四角形，且没有出现四边出头的字形，后者在殷墟中期出现后，到殷墟晚期成为主流的字形[9]。即“亚”铭字形有一个从到的变化轨迹。因此，附表中，除了亚弜父癸簋、弜父乙爵、弜父丁爵外，亚弜父丁斝与两件亚弜父丁角的年代也较晚，可能是殷墟四期铜器，其他亚弜青铜器的年代则相对较早。
综上，就47件亚弜族青铜器而言，仅6件的年代可以确定为殷墟晚期，其余青铜器的年代多为殷墟早期。可见，亚弜族延续时间较长，直到殷墟文化第四期仍还存在，只是不像殷墟文化第二期时那么活跃。关于亚弜族活跃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的事实，甲骨文中有更为丰富的材料。
二、甲骨文中亚弜族族属考
甲骨文中有一“弜”族，由于金文中的“亚弜”可以简称“弜”，故学术界普遍认为甲骨文中的“弜”族就是金文中的亚弜族。
从甲骨卜辞看，“弜”是一个承担着重要职能的诸侯：
庚子……弜侯……
《东》559反【宾组】
己卯卜，王贞：余呼弜敖，余弗弜。
《合集》7014【师宾间】
贞：弜翦敖。
《合集》7016【师宾间】
□未卜：弜〔以〕众，其丧。
《合集》53【师宾间】
乙酉卜，王贞：弜不丧众。
《合集》54【师小字】
己亥卜，贞：弜不丧〔众〕。
《合集》55【师宾间】
丙戌卜，贞：弜在敖，不水（？）。
《合集》5810【师宾间】
取弜马以在昜。
《合集》20631【师小字】
弜入二百二十五。
《合集》9334【师宾间】
乙巳卜：弜获豕。
弜不其获豕。
《合集》10242【师宾间】
“弜侯”一辞，说明弜曾被封为“侯”。“侯”很可能起源于“斥候”，驻守在边地保卫王国，后逐渐演变为诸侯，仍然具有明显的军事护卫性质[10]。或许正是因此，“弜”才积极参与到对“敖”的战争之中。“弜不丧众”，就是贞卜在对“敖”的战争中，弜是否会损失族众，卜辞中的“众”多带有族众的性质。“弜以众” “弜不丧众”，指弜有自己的“众”，表明弜有自己的族群。“弜”，即“弜师”[11]，乃弜的军事组织，其中的“师”主要是由“众”组成。作为商王所依赖的诸侯，“弜”还要承担一定的经济义务，并参与到商王组织的田猎活动中。
“弜”还是地名：
癸未卜，王：允来即弜。
《合集》4318【师小字】
庚子卜：弜受〔年〕。
《合集》9758正【师宾间】
庚申〔卜〕，王：弜〔受〕黍〔年〕。
《合集》10028【师宾间】
乙亥卜：弜受黍〔年〕。二月。
《合集》10029【师宾间】
甲子卜：弜刈黍。
《合集》9563【师宾间】
“即弜”，即是前往的意思，“弜”为地名，应该是弜的封地。“弜受年”，是商王祈祷弜地能获得丰收，“弜”既可能是人名，也可能是地名。当“弜”是人名时，“弜受年”也是指弜地受年。从这意义上说，“弜”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弜受年”所指示的内涵都没有本质不同。《合集》9563“弜刈黍”，应该是贞卜弜是否会刈获弜地黍子的意思。可见“弜”既是人名，为诸侯，有自己的众人、师、封地；“弜”也是地名，乃亚弜族封地，古人有“以地为氏”之说，亚弜族之名很可能起源于封地之名。作为人名讲的“弜”，应该就是亚弜族的首领。商代常见这种人名（首领名）、族名、地名三位一体的现象，张政烺先生称这种现象为世族世官制[12]。
关于弜地的地望，曹定云先生根据弜曾联合雀伐羌，故推测弜地应与雀和羌邻近，约在今陕西东南、豫西北一带[13]。这一观点为《殷墟妇好墓》所采纳[14]。早年的陈梦家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15]。郑杰祥先生则认为弜地就是文献中的邲地，在今河南郑州市东郊[16]。孙亚冰、林欢二先生则根据《合集》20637“呼弜共生于东”，认为弜地在东土[17]。虽然弜地具体地望还有待探讨，但其不在王都附近，则是可知的。
为了便于表述，本文把武丁时期亚弜族首领之名称为“弜”。弜之所以能够受封诸侯、领有人口、封地，为商王所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弜与商王同族。甲骨文中常见商王为弜祈祷健康：
辛未卜：大甲保弜。
《合集》4323【典宾】
〔己〕亥卜，御弜大甲。
〔己〕亥卜，御弜〔大〕乙。
《合集》4324【师宾间】
己亥卜：于大乙、大甲御弜五。
《合集》4325【师宾间】
壬申卜，王：御弜于祖乙…
《合集》4326【师宾间】
□亥卜…祖…御弜…
《合集》4327【典宾】
上述卜辞记载商王向其祖先大乙、大甲、祖乙祈祷弜的平安，“保” “御”皆是与攘灾除祸有关的词汇。古人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故“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祖先神灵不会享用非自己族群之人的祭礼，老百姓也不会祭祀非自己族群的神灵。商王既然能够向自己的先王祈祷庇佑弜，则弜必然与商王同族[18]。
在武丁为弜祈福的三位先王中，大乙、大甲即《殷本纪》中的成汤与其孙太甲；祖乙不会是武丁之父小乙，师宾间卜辞多称小乙为“父乙”，祖乙应该是《殷本纪》中河亶甲之子“祖乙”（《汉书·古今人表》称祖乙为河亶甲之弟）。既然祖乙可以庇佑弜，说明弜的血缘关系可以追溯到祖乙身上，即亚弜族始祖应该是祖乙的后代。由于祖乙本身就是直系先王，他的后代既有下一代商王，也有不是商王的贵族，亚弜族究竟是祖乙下一代商王的后裔，还是没有继承为王的那些祖乙之子的后裔，目前的材料尚无法说明，但亚弜族的始祖不会早于祖乙之子却是可以肯定的。另外，在甲骨文中，“弜”从来都没有被称过“子弜”，暗示亚弜族与时王武丁的血缘关系又不是特别密切，武丁时期的“弜”应该不会是第一代亚弜族首领。从祖乙之子始，经三代商王，王位传到武丁，说明武丁与亚弜族的血缘关系即使不是很近，也不会特别疏远。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亚弜族与武丁是有着较为浓厚血缘关系的亲族，弜才可以活跃于武丁时期，被封为侯，为王服役，受王室重视。
三、亚弜族兴衰考
亚弜族的始封在武丁之前，甲骨文中的弜不会是第一代亚弜族首领，而且弜活跃时间也不是很长。
检索《汉达文库》“甲骨文资料库”，甲骨文中“弜”族材料多达174条，主要分布于师组卜辞和宾组卜辞。其中，师宾间类卜辞104条，师小字类卜辞56条，宾一类卜辞2条，典宾类卜辞8条，妇女类卜辞1条，其他不能分类卜辞3条。可见，弜主要活跃于师宾间类卜辞和师小字类卜辞流行的时期。我们知道，这些卜辞的年代都较早，属于卜辞五期说中的第一期卜辞，但彼此之间有相对的早晚关系。林沄先生从型式学的角度排比师组卜辞与宾组卜辞的年代关系，认为“从多方面的平行演变现象存在，把组大字—组小字—宾间组—典宾组排列成依次相衔的一个序列，是合理的”，并称师组卜辞是“武丁卜辞”，宾组卜辞是“武丁晚期卜辞”[19]。郑振香先生据师组卜辞常与殷墟文化第一期遗物共存，而宾组卜辞常与殷墟文化第二期遗物共存，认为师组卜辞属于武丁早期卜辞，而宾组卜辞则是武丁晚期卜辞[20]。黄天树先生虽然认为部分师小字的年代可晚至武丁晚期，但也基本认同林氏的排列，并认为师宾间组卜辞主要存在于武丁中期[21]。可见，师组卜辞流行于武丁早中期，要早于流行于武丁晚期的宾组卜辞，大体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论。
甲骨文中与弜有关的记载多见于师组小字类和师宾间卜辞，只有极少量见于宾一类和典宾类卜辞，足以说明弜主要活跃于武丁早中期。上举武丁祈祷神灵为弜禳灾的几条卜辞，同时见师宾间和典宾类卜辞，暗示在师宾间卜辞向典宾类卜辞过渡期间，弜已经得了重病。由于典型宾组卜辞（宾一和典宾）较少出现弜的身影，我们推测弜很可能得病后不久就已死去，否则很难想象如此重要的一个大贵族不会继续活跃于稍后的宾组卜辞。
由于宾组卜辞较少看到亚弜族活跃的身影，我们还可以推测，不仅此时弜已死去，且亚弜族的政治影响力很可能随着弜的逝去而逐渐减弱，以至于不再被武丁所关注。这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亚弜族青铜器流行于殷墟二期，而较少见于殷墟三、四期的结论，基本一致。可见，甲骨文材料和青铜器材料都可以证明，亚弜族至少在武丁时期依旧兴盛，但武丁之后较为衰落，虽然延续到商末，却无法与武丁时期的政治影响力相提并论。
作为亚弜族兴盛时期的证据，我们还可以参考小屯M5所出亚弜大圆鼎。小屯M5出土3件亚弜族器物，其中亚弜大圆鼎体型巨大，是殷墟所出最大体型的兽面纹大圆鼎。笔者曾撰文讨论兽面纹大圆鼎的特殊性，认为这种形制的兽面纹大圆鼎象征着高等级贵族的身份，且体型越大，使用者的身份越高[22]。就目前殷墟贵族墓葬所发现的兽面纹大圆鼎而言，亚弜大圆鼎是体型最大（72.2厘米）、重量最沉（50.5千克）的一件，这种级别的大圆鼎无疑应该是亚弜族族长（即甲骨文中的“弜”）所有。从兽面纹大圆鼎的体型来看，殷墟花东M54[23]、郭家庄M160[24]、大司空M303[25]三墓所出兽面纹大圆鼎的体型都无法与亚弜大圆鼎相比，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三墓的墓主人分别是亚长族族长、亚址族族长、马危族族长，这暗示亚弜族族长的地位要高于这三族族长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亚弜族繁盛的时期，弜的地位要比一般的贵族家族族长的地位更高，至少应该是可享用十套觚爵礼器组合的级别。
值得注意的是，亚弜大圆鼎器身有较重的烟炱痕迹，说明亚弜大圆鼎曾经过长期使用。这里存在两种可能：其一，亚弜大圆鼎铸造好后，弜曾长期使用亚弜大圆鼎，并留下厚厚的使用痕迹，然后再转赠妇好；其二，亚弜大圆鼎铸造好后，弜就将其赠送给了妇好，妇好自己使用了很长时间，并在死后随葬进入自己的墓葬中。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些。从甲骨文材料可知，“妇好”见于年代较早的花东子卜辞，说明妇好自从武丁早中期就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但是，更多的“妇好”见于年代相对较晚的典宾类卜辞和历组卜辞。这说明，即使到了武丁晚期，妇好依旧活跃于政治舞台。这与弜此时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情形形成了显明对比。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妇好死于武丁晚期[26]。因此，我们推测，弜应该死于妇好之前，小屯M5中的亚弜大圆鼎应该是弜生前与妇好交往中赠送给妇好的。在这一推测下，妇好一定长期使用过亚弜大圆鼎，这样就可以较好解释何以亚弜大圆鼎有较重的烟炱痕迹。妇好在弜死后依旧要把弜所赠之物放入自己的墓中，除了因为这件亚弜大圆鼎较为贵重外，也不排除妇好与弜曾经关系密切的缘故[27]。至于妇好与弜有何具体关系，则因为材料困乏，目前无法得出较为可靠的认识。
亚弜族遗物在殷墟出土，并非始于小屯M5。早在1934~1935年史语所考古组发掘侯家庄王陵区时，1001号大墓就出土一件带有“弜”铭“玉斧”（编号R3016）[28]。从形制上看，这一件“玉斧”，实际上应该称为玉钺，其中的“弜”铭既可能代表人名弜，也可能代表地名弜。无论是哪一种，都可以说明“弜”玉钺是弜族入贡的玉钺。商代常见入贡玉石器的现象，如小屯M5所出“卢方入戈五”玉戈、“妊冉入石”石磬[29]、小屯M18所出朱书玉戈[30]等，侯家庄M1001所出“弜”玉钺也当如是理解。不过，此玉钺铭文简单，器型单一，无法从器型上判断玉钺的具体年代。
关于侯家庄1001号大墓的性质，除了少数学者认为是武丁之前[31]或武丁之后[32]的某一位王的墓葬，学术界多认为是商王武丁之墓[33]，笔者也赞同武丁之墓说[34]。弜在武丁晚期的时候已经死去，则侯家庄M1001中的“弜”玉钺很可能也如亚弜大圆鼎一样，是弜生前进贡给武丁。清华简《说命（上）》：“惟人得说于傅岩。”整理者据何琳仪的意见，认为“”就是《说文》“弼”字古文的省简[35]。有学者认为，“弼人”就是甲骨文中的亚弜族[36]。可备一说。《说命》中的“说”就是辅助武丁安邦治国的大名臣“傅说”，若傅说之被任用，果与弜有关，则弜在武丁早期朝局中的作用不可谓不大。这与武丁在弜死去很多年后，依旧把“弜”玉钺带入到自己墓葬，以显示弜的重要性的考古发现，基本一致。
四、结 语
根据上文的论述，对于商代亚弜族，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的结论。
第一，目前所见48件亚弜族青铜器，绝大多数的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二期，少量为殷墟文化第四期。
第二，亚弜族的始祖可能是商王祖乙的后裔，被封于弜地，与王室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血缘关系，其首领“弜”在武丁时期受到了武丁的重用，被任命为“侯”。
第三，“弜”去世后，亚弜族虽然一直存在到商末，但影响减弱，甲骨文中基本不见亚弜族事迹，这大概是殷墟文化第二期后较少看到亚弜铜器群的重要原因。
第四，妇好墓所出的亚弜铜器群，其来源最可能是弜生前入贡所得，而非妇好死后助葬所得。侯家庄M1001所出“弜”玉钺的来源也当是如此。在弜死后很久，武丁和妇好依旧会把弜入贡的物品带入到自己的墓葬中，足见弜与王室成员的密切关系。也显示出武丁一朝是亚弜族最为繁盛的时期。
作为商代重要族氏之一，亚弜族的基本情况已如上述，这对我们认识武丁时期的政治制度颇有帮助。众所知周，商周时期的血缘关系依旧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者的统治根基是否巩固，关键就要看能否团结同宗的诸分支家族，所以古人才会认为同宗的分支家族乃“公室之枝叶也”（《左传》文公七年），枝叶繁茂，本根才能茁壮。商周统治者励精图治，任用亲族中的长者、贤者，就成了史官们赞美的贤君，反之则是昏君。比如，《尚书·微子》中父师指责纣王“咈其耇长旧有位人”、《牧誓》中周武王认为“昬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是纣王罪行之一，皆是这一政治传统的反映。商王武丁是著名的中兴之主，他的励精图治，必然要依靠自己的亲族，选用亲族中的有贤能的人才。本文所讨论的弜，就证明了武丁曾经重用自己的亲族。实际上，除了弜外，武丁所依靠的大臣，如甲骨文中较多出现的雀、等人物，也都可能是武丁的亲族[37]。可见，所谓“武丁中兴”，是武丁及其分支亲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当然，除了上述认识，与亚弜族有关内容尚有不少可以讨论的地方。比如，当亚弜族在弜地繁衍生息之时，殷墟也有亚弜族成员的墓地，如刘家庄北地M793、M44两墓。刘家庄北地M793级别稍高，但墓室规模仅有8.75平方米，随葬11件铜容礼器，两套觚爵的规格，墓葬级别并不太高，最多属于中等贵族。因此，可以判定，M793的墓主人只是亚弜族中的一个小首领，属于卜辞中“弜众”的一员，而非亚弜族的首领。为何刘家庄北地会有亚弜族的中小贵族成员墓葬？它对于我们认识亚弜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商代的社会管理体系，提供了怎样的信息？这尚需要等刘家庄北地及其附近考古材料详细披露后，方能继续深入讨论。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商周农业及其生产组织形式研究”（项目编号21CZS009）阶段性成果。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曹定云：《“亚弜”、“亚启”考》，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8页。
[3]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4]王子初：《残钟录》，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5]王秀萍：《殷墟妇好墓铜铙组合方式新探》，《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2年第3期；常怀颖：《论商周之际铙钟随葬》，《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4年殷墟刘家庄北地M793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8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44号墓的发掘》，《考古》2018年第10期。
[8]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9]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4～126页。
[10]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83年。
[11]商末金文簋（《铭图》5140）有铭：“戊辰，弜师锡户贝。”其中的“弜师”为人名，指弜师的首领。这说明，作为军事组织的“弜师”，延续至殷末。
[12]张政烺：《妇好略说》，《考古》1983年第6期。
[13]同[1]。
[14]同[2]。
[15]陈先生认为弜、雀位置相邻，雀位于豫西，则弜之位置也当在此。参看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289、298页。
[16]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40～242页。
[17]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32页。
[18]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19]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
[20]郑振香：《论妇好墓对殷墟文化和卜辞断代的意义》，《考古》1981年第6期。
[21]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6～127页。
[22]岳洪彬、王祁：《晚商和西周早期兽面纹大圆鼎研究》，《南方文物》2021年第5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26]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王宇信：《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年代》，《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27]从甲骨文上看，妇好与弜有交集。《合集》2714载“贞……好不……眔弜……”，其中“好”就是妇好。
[28]梁思永等：《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08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31～135、199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31]郑振香：《侯家庄1001号大墓的年代与相关问题》，载《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3～75页。
[32]魏凯：《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大墓的建造次序与埋葬制度》，《考古》2018年第1期。
[33]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杨锡璋：《关于殷墟初期王陵问题》，《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曹定云：《论殷墟侯家庄1001号墓墓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谷飞：《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考古》1994年第10期；胡进驻：《略论殷墟晚商王陵穴位的昭穆排列规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朱凤瀚：《殷墟西北冈大墓年代序列再探讨》，《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
[34]岳洪彬：《再论商代的“黄泉观念”——从殷墟王陵和水井深度的比较得来的启示》，《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王祁：《殷墟文化分期及相关诸问题再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0期。
[35]李学勤等著：《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5页。
[36]张伦敦：《〈清华简·说命〉所载傅说事迹史地钩沉——兼论卜辞中的“云奠河邑”》，《古代文明》2017年第3期。
[37][日]白川静：《殷代雄族考》，载《甲骨金文学论集》，朋友书店，1979年。
作者：王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岳洪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江汉考古》 2024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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